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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桥与川主庙

犹记秋雨打枯荷,六桥烟柳锁中河。

作者:乌龙箐箐

  六桥烟柳系威宁知名景胜,位于草海东南水域,是古鸭海[注A]和南海的分水界。春夏之交,烟柳泛绿,堤上莺燕婉婉,鸟语花香,堤下水声潺潺,鱼戏莲荷,景色美妙如画。

六道桥

南门至白泥坡一线

  六桥烟柳堤,系六道桥及望海楼、柳堤、川主庙等建筑群的合称,万条垂柳夹长堤而成绿荫柳巷,长堤两端分别连接着倒象坡与白泥坡。大定府志有载:“倒象坡在城南三里六桥之外......营盘山在城南四里,一名白泥坡”1卷十六,白泥坡地名今仍存,可经六道桥由此通往刘家巷。倒象坡即是今毕节第三实验高级中学的所在地, 亦是威宁县委党校、老二中、职校等单位的历史驻地。

因何六桥​

  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与科技的进步,诸多散失的古籍志书得以重返书案,也为解开“六道桥”的来历之谜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六道桥还是六洞桥​

  将“六道桥”讹误而成“六洞桥”肇始于《民国威宁县志》:“倒象坡在城南三里六洞桥前”。2P3此后便将错就错沿用至今,明、清古籍所载均为“六道桥”。

古籍志书志书原文备注
1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六道桥,在卫城东南四里。3卷九P31-32
2嘉靖贵州通志六道桥,在卫治东南四里。4卷四P63
3万历黔记卷之四舆图志插图5P72
4万历黔记乌撒卫诸桥:城东南一里有通济桥,四里有六道桥......5P203
5万历贵州通志六道桥,城东南四里。通济桥,城东南一里。6P208
6大定府志六道桥在州城南三里,在平芜中,烟柳可观。1P269

以桥梁的数量来论名​

  如果从桥梁的数量来讨论六道桥名称来历,或许是一种有益的思路。以乌撒卫城为起点,讨论入滇西路沿线桥梁的数量或许可以觅得些许蛛丝马迹。先看从北往南一线有:通济桥、卖香桥、六道桥,卖香桥之后就是六道桥,明显与“六”之数不符。从南往北至乌撒卫城,沿途有新桥、可渡桥、松毛桥、雄鸡桥、中河桥等桥梁,或许可以勉强凑够六座,但因未确定有意义的起点及范围,很难有说服力,更勿论明朝六道桥始建之时的情况。

  《大定府志》有载:“通济桥在州城南一里,俗名卖香桥。”1P269此处记载恐有误。通济桥就在林业局对面的马路下边,七十年代末还能看见桥墩,曾有码头可乘船。卖香桥在倒象坡与通济桥之间,卖香桥与倒象坡之间则是原来的铺子街。

六道桥

威宁六道桥

以桥孔的数量来论名​

  另一种支撑“六道桥”概念的观点则是以桥孔而论。刘砺先生在《六道桥及“六桥烟柳”考》一文中认为:“为了方便交通,当时的人们就将沼泽地中300多米的地方不断加高,后来筑为长堤,在上面开挖6个出水口,用石头修建成桥,所以就称之为‘六道桥’。六道桥的‘六道’不包括清代修建的三孔相连的石拱桥,而是指石拱桥以南的6个平桥。”7P70而刘砺引晏祖伦先生的观点则认为:“威宁城南面,从铺子山到白泥坡约五百米的草海水面上,有一条石砌的长堤。这个长堤由六个石拱桥组合而成,所以叫六洞桥。”7P72笔者曾就此观点向居住在刘家巷的多位长辈求教,皆述年岁久远,年轻时亦无心专门记忆桥孔数量,故无法确证。

  因罗宣信先生在《草海忆旧》一文中曾提及从祖家沟一带坐船至六洞桥一事,遂向其求证:“年少时,无论是坐船还是步行,往返六道桥几十余次,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三孔石拱桥中间的那个桥孔上悬挂有一个铁环,铁环上面还挂有一把锈迹斑斑的斩蛟铁剑。除去三孔石拱桥之下的三个半圆桥孔之外,长堤之下还有三个方形的桥孔,一共六个桥孔。方孔与圆孔等高,上铺石板,形状为方形。”此外还提及了:“长堤路面的两侧,所用均是五面石收边。”

  综上可见,即便以桥孔而论“六道桥”,亦有多种不同的观点。

望海楼神像​

  在与罗宣信先生关于六道桥的交流中,还提起了六道桥之上的望海楼,其述:“望海楼左右两侧均塑有菩萨,因当时年少尚不具备区分各个宗教系统神像的知识,故无法记清当时的菩萨像具体是哪一尊。但记得左右各有三尊菩萨像,望海楼之上、左右两端菩萨像间的路很窄,够过一匹两边都驼着马垛子的马。”

  据《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录》所载:“望海楼,为重檐歇山顶木结构,进深约12米,面阔5米,楼下是桥面过厅,楼上四周置窗,以供游人凭栏观海。翼角出檐深,空凌海面,上盖琉璃筒瓦。楼正中佛龛上,有观音塑像结跏趺而坐,形态文静,仪表端庄。”8P19

  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录》所载可知:望海楼的菩萨至少有一尊为佛教系统之下观音菩萨,其余的则未见记载。清代威宁宗教神祇多为儒释道交融,民间将神像统称为菩萨,在民间的语境中菩萨并非严格的佛教系统专属用语,就连多发交通事故的公路旁所塑的石雕神像亦称之为菩萨。于此推断,六道桥望海楼之上的神像大概率亦是佛道交融,各家的神仙都有的神龛。

六道桥之名源于宗教轮回观​

  六道桥之名的来历既非入滇西路乌撒道某段特定区间之上的第六座桥;若以桥孔数量来论亦难以复现明朝时期的六道桥的原貌,若六道桥长堤的修建是一个经历了多次工程累积结果的渐进过程,则前文诸位先生的记忆及观点亦非其命名时的原貌。始建之初设置的桥孔数量到底是桥梁结构之需还是疏浚之要今已无可考据。

  从《贵州图经新志》所载来看:“六道桥,在卫城东南四里”,3P19早在明弘治年间(约公元1500年)“六道桥”便已是官方志书认可的地名。

  综上,本文观点认为“六道桥”之名应来源于宗教观念之轮回观。

六道轮回​

  关于轮回,通常认为是佛教系统的概念,而道教系统中亦有轮回观。轮回观是佛、道两套宗教系统均认可的宇宙规则。在道教经典《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中有载:“六道一切众生,闻是香者,普蒙开度。所谓天道、人道、魔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9卷上P5佛教经典《入楞伽经》亦有载:“如是等一切,是皆世俗法;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夜魔。众生去彼处,我说于六道;上下中业因,能生于彼处;善护诸善法,得胜处解脱,生死及于退。”10卷第十

  无论是道教系统、还是佛教系统中的“六道轮回”,皆可为“六道桥”提供足够的宗教观念的支撑。“六道桥”之名隐喻着古人对平安出行的期待,将一段并不算坎坷的路途赋予了轮回苦难之意,无论往返,过了六道桥便意味着新生。远行之时,过了六道桥便意蕴着困难已过,此后的路途必将一帆风顺。归来之时,跨过六道桥距离乌撒卫城南门不过三里之遥,已远离颠沛。

  古人透过“六道桥”最朴素直白的表达了对生的期待与对死的恐惧。于此,“六道桥”名讳背后的宗教意义到底是来源道教系统还是佛教系统已不再重要。此外,道教系统中还有“五道六桥”的轮回观,大致类似于《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所载,此处不再展开。

蔡锷曾于六道桥阅兵​

  民国初年,蔡锷(字松坡)于昆明督师讨袁,一部途径威宁,曾于长堤前检阅讨袁将士,故草海又易名“松坡湖”。8P19《威宁县志》云:“旅司令官周公余庆,以草海只可谓湖。护国之役,邰阳身历其间,易曰松坡,缀以序言,取崇拜意。此湖曰草海,合南海、西海而名之。”11P13此处邰阳疑为邵阳,蔡锷故乡为湖南省邵阳市。

  “茶马古道滇黔北段-六洞桥长堤”于2013年3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注B]

川主庙​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录》有载:“堤东端有川祖庙,与望海楼隔堤相峙......1958年,望海楼被掀毁,川祖庙也未能幸免。”8P19“六洞桥上,建有古雅玲珑的望海楼,碧瓦朱檐,绿窗回廊,供游人观海小憩,长堤东端,川祖庙殿宇错落有致。宇院内外,古木参天,幽深旷寂。游人信步长堤,真有“步移景换”之感。”8P25

六道桥

六道桥(2009)

因何川主​

  六道桥川主庙的具体修建日期今已难考证,但仍旧可以从川主庙的主要功用及其它历史资料中觅得蛛丝马迹。

  据《威宁佛教史略》一文所载:“其余的城隍庙、武庙、火神庙、黑神庙、龙王庙、斗阁庙、川祖庙、东岳庙、玉皇阁等庙宇教堂均在清朝年间建成。”12P38其中的“川祖庙”便是“川主庙”的另一种文字表达,只不过混淆了“祖”与“主”而已。

  据《民国贵州通志》载:“在城南四里,跨海、桥如长虹。六桥烟柳为八景之一,咸丰六年海水泛滥,桥尽倾圮(pǐ)。光绪初年,水消、邑绅州同周永盛重修,并建亭桥上。植柳两旁。西道袁开第[注C]颜曰永济,十三年知州邓良成自桥头接修海道数十丈以济行人。”13P285

  由如上资料推断,也许正是由于水患,方促成了川主庙的奠基。当时修建川主庙最直接的动机便是祈求借助神灵的力量镇控水患。

  至于川主庙的始建日期,本文的观点认为应在明朝初年随乌撒道沿途的站、铺、驿的设立而作为六道桥的守护神祇同步兴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配套水利设施,只不过借助的是神力而已。而《威宁佛教史略》一文所载的“在清朝年间建成”,则应理解为海水泛滥,桥尽倾圮之后的重建。

谁是川主​

  关于川祖庙内供奉的首席神灵是谁,至今仍有多个不同的版本,即便在其源流之地川渝亦有不同的说法。

  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为禹王大禹,因大禹治水留下了千古功绩,且为川人,故以川主之名供奉。

  此外,另一说为修建都江堰的秦蜀守李冰。

  天旱找龙王,雨涝则自然就想起了治水英雄大禹和李冰。

  而另一位川主则是赵昱,《万历四川总志》有载:“隋赵昱,青城人......七人不复出,惟昱左手持剑,右手提蛟首,奋波而出,河水尽赤,蛟害遂除。”14卷十五载明了隋朝的赵昱因斩蛟而被人们所铭记,而在古代的传说中,水患多由蛟龙兴起,故赵昱亦是治水英雄。其后“唐太宗封为神勇将军,庙杞灌口。明皇幸蜀,进封赤城王。宋张咏治蜀,蜀乱,咏捣祠下,得神助,蜀平。事闻,封川主清源妙道真君。至今奉祀者比屋焉。”14卷十五可见赵昱的“川主”之名是经过宋朝官方册封的,换句话说,赵昱的“川主”封号是宋朝方始生效的。这并不妨碍不同朝代民众或官方都有自己认可的川主。

  据多次到过六道桥川主庙的长辈讲述:“川主庙有一座大菩萨的眼睛是鼓鼓的,像金鱼眼睛一样鼓出一截来。”如此描述,似非金刚怒目。笔者据此展开了资料查询,意外发现了又一位川主:蠺叢(蚕丛)。

  虽然李白《蜀道难》中“蚕丛及鱼凫”的诗句广为人知,但却未提及“蚕丛纵目”。据《华阳国志》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为纵目人冢也。”15P27亦有凭借此记载佐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像与蚕丛有关的推断。

  无独有偶,民国贵州通志秩祀志有载:“铜仁府......川主庙在府城西,洪武八年长官李渊建,祀蜀蠺叢氏之神。”16P295

  文化流变现象有着这样一个独特的规律:文化的宗主起源地往往未能完好的保存起源文化的原味,反而是文化的流离地域多能呈现该文化的原貌。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曾在东土大唐繁荣兴盛,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儒家思想曾得以在朝鲜半岛根植广播。对川主文化来说,于川渝地域已是众神共奉,而在黔贵大地,依然留存着川主文化的原貌。川主庙最开始本就是供奉蚕丛的神祇,后来因应民众对神灵治水的祈望,各地相应而增加了禹王、李冰、赵昱等神像,组合而成了强大的“川主镇水联盟”。

  综上,威宁六道桥川主庙所供奉的首席神灵大概率就是“蜀蚕丛氏之神”。从威宁诸多供奉神像场所的共同特征来看,川主庙大概亦是儒释道合一的场所,定然也供奉有佛教系统的其她神像。1929年农历三月,原民国威宁县政府宣导员江常林先生至六道桥望海楼游览之时,曾在友人推荐下作一《望海楼》联曰:“天地人治世,注定乾坤,三不朽耳。道释儒同源,普门敞化,一己贯之。”可为参考。12P18

兼具会馆功用​

  清朝、民国时期威宁的同乡会馆在兴建之始亦会同步修筑神祇、供奉神灵,这也许是当时的一种风潮?亦或是会馆荒废之后方始有出家人进驻修行也为未为可知。但会馆毕竟是商贾云集之地,难免酒色财气,与宗教所倡导的清修不免背道而驰。

  威宁川主庙持续多年均有临济正宗派的出家人在此清修,所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四川会馆。因川主庙地处交通要道,往来客商多有在此驻足敬拜,时日一久,四川同乡于此聚会商谈亦属正常。

六道桥

六道桥(2015)

明朝佛屯​

  明朝的屯垦组织形式主要有军屯、商屯、民屯等,在此之外,尚有一种特殊的屯垦形式:佛屯。

  佛屯具有半官方、半民间的性质。乌撒卫僧纲司统一登记管理辖界内的僧人,而屯耕之职则由各寺院自行发起。当时的僧人在念佛诵经之外,尚需种地耕田,以应生计。此项传统一直延续至解放后、八十年代中后期,直至大佛寺的最后一位出家人李和尚圆寂,方始告罄。大佛寺出家人曾耕种的农作物地界自就在准提阁后院,与位于解放路的威昭派出所家属区、威宁一小、原县乡镇企业局等单位交界。

临济正宗派威宁分支​

  威宁传播的佛教流派属禅宗之临济正宗派,传入威宁时流传一句:达摩初来一字无,全凭心上用功夫的名言。其佛传僧谱为:“智慧情净严,明真如信海,寂照普通兴,元广续本觉,昌龙能乍胜,果长演宽红。”12P35与异域广泛流传的临济正宗僧谱:“智慧清静,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广续,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演宽宏。惟传法印,正悟会融。坚持戒定,永继祖宗。”17存在明显的区别,是其子集。

  而《威宁佛教史略一文》所载的临济正宗派威宁分支佛传僧谱与笔者所知亦存在用字上的区别,恐因杨德友、潘绍祺两位老先生当年向大佛寺的僧侣了解情况时口传之误。

  嘉靖十五年,乌撒卫能仁寺僧人的辈分已传至“真”字辈,九十年代初期,临济正宗派在威宁本地人之间的师承中断,佛传辈分止步于“昌”字辈。临济正宗派威宁分支佛传僧谱一轮为三十辈,从嘉靖十五年(1536年)起算,至1990年,在454年的时间跨度之内,传承了四十三辈,可一定程度佐证佛教曾于威宁地域兴盛发展。

  《威宁佛教史略一文》转引民国省政府的报告:“1929年-1930年间,威宁尚存有人修行的寺庙27座,共有出家人53人。”12P36-37其中男性修行者9人,占比16.98%。女性修行者44人,占比83.02%。在44名女性修行者中,确定有25人为禅宗临济正宗派传人,皆以“和尚”相称。

  民间在称呼出家的女性亲人时,皆采用男性化的称呼,俗家辈份如常。家中的人称呼时省去姓氏,直呼和尚爷爷、和尚伯伯等。外人则加上俗家姓氏,称呼牛和尚爷爷、代和尚伯伯等。此外,威宁的佛门出家人的法名不用“释”姓,仍保留着俗家的姓氏。法名由俗家姓氏加上僧谱辈分之名组合而成。

源修与广清的师徒故事​

  笔者曾从长辈处听闻在川主庙修行的最后一任主持临济正宗派源修和尚与其徒广清和尚的师徒故事,兹以文字的形式,将其跨越生死、传承佛法的宏大生命命题,聚缩于一个师徒相守相伴的微观视角,为关注威宁历史的诸位呈现一幅色彩斑斓、但又略显苍凉的禅意诗篇。

  人类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在往地域之门陌路狂奔,即便是佛陀,亦要经历肉身的衰朽与幻灭。

六道桥

六道桥(2024)
源修与广清
    --乌龙箐箐

文殊持戒承正果, 七星开宗启香火, 缘赐广清传衣钵, 天桥剃度师徒合。

  “源”字辈出家人曾前往四川文殊院受戒。民国十三年,源修和尚受师命前往七星关观音寺弘法,从重病之中救愈广清之后收其为徒。

刘家巷口雨滂沱, 商旅道阻民坎坷, 倒象孤山水中卧, 祈塑蠺叢镇洪魔。

  公元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农历丁丑),源修和尚携广清返回川主庙。

茄花姹紫瓜花黄, 白萝红苋豆蔓长, 晨诵三经暮耕忙, 月下绩麻归佛堂。

  民国末期,佛门式微,香火寥落,出家人多依靠自己的劳动耕作求存。在外出做法事、做素席、制作菜油之外,有的出家人还依靠卖苦荞、豌豆凉粉为生。

殷勤证道言无诳, 慈目拈花语未详, 一缕银眉白苍苍, 两行热泪漫红眶。

  本善和尚等同门圆寂后,川主庙仅剩师徒二人相依为命。

恩重伤别灯芯落, 菩萨亦老金装脱, 源修圆寂赴极乐, 青布袈裟悲挽歌。

  公元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农历癸未),源修和尚圆寂。

准提回望白泥坡, 银汉迢迢北斗烁, 犹记秋雨打枯荷, 六桥烟柳锁中河。

  解放后,广清和尚转场至南苍山大佛寺修行,1979年农历己未年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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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与更新​

  • 首发,2026年11月16日。

注释与参考​

注释​

注A.今鸭子塘。

↩

注B.详见六道桥柳堤南端石碑。

↩

注C.袁开第:清朝官员,字杏邨,玉田县石臼窝镇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拔贡。始任内阁中书,同治三年(1864)以知州拣发(从候选人员中拣选分发)到贵州省任职。初任永城通判,自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补授黎平知府。在任八年。光绪四年(1878),因老母病故回家守孝而离任。之后,又先后两次(1885、1890)调任古州兵备道道员。光绪十年《玉田县志》中有传,对他给予肯定,予以颂扬。18

↩

网络文献​

  • [N1] 百度百科

Footnotes​

  1. (清)黄宅中,(清)邹汉勳.大定府志[M].大定府:屏山书阁(道光二十九年刻本影印),1849.6. ↩ ↩2 ↩3

  2. 苗勃然,王祖奕,等纂.民国威宁县志[Z].毕节:毕节专区档案局、民族事务委员会据稿本复制油印本,1964. ↩

  3. (明)沈痒,(明)赵瓒.弘治图经新志 [M].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明弘治十三年刻本底本影印),1500-12[2026-11-08]. ↩ ↩2

  4. (明)谢东山,张道.嘉靖贵州通志[M].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底本影印),1555-06[2025-10-11]. ↩

  5. (明)郭子章.万历黔记[M].贵阳:贵州承宣布政使司(万历三十六年刻本贵州省图书馆复制油印本),1966. ↩ ↩2

  6. (明)王耒贤,许一德 纂修.万历贵州通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2. ↩

  7. 刘砺.六道桥及“六桥烟柳”考[J].威宁史志,2020(3). ↩ ↩2

  8. 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录[M].威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1985.6. ↩ ↩2 ↩3 ↩4

  9. 佚名.高上玉皇本行集经[M].长安:[出版者不详],唐. ↩

  10. 大乘诸佛.入楞伽经[M].菩提流支,译.福州:[出版者不详],北魏. ↩

  11. 苗勃然,王祖奕,等纂.民国威宁县志[Z].陈绍炎等,点校.威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1996.12. ↩

  12. 威宁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威宁文史资料第四辑[M].威宁:威宁县政协宣传与教育委员会,2004.7. ↩ ↩2 ↩3 ↩4

  13. 任可澄,杨恩元.民国贵州通志(一)[M].贵阳:民国三十七年贵阳书局铅印本,1949. ↩

  14. (明)虞怀忠,万历四川总志[M].成都:四川承宣布政使司(万历九年刻本影印),1581. ↩ ↩2

  15. (晋)常璩,华阳国志[M].刘小东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5. ↩

  16. 任可澄,杨恩元.民国贵州通志(三)[M].贵阳:民国三十七年贵阳书局铅印本,1949. ↩

  17. 百度百科.临济宗.[EB/OL].[2026-11-15].N1. ↩

  18. 百度百科.袁开第.[EB/OL].[2026-11-15].N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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